日本鬼子的四个炸弹，我家三幢大房子变成了一片瓦砾场。全家逃难到乡下，开始了漫长的难民生活。父亲左臂骨炸断了，一只眼睛瞎了，在八婺女中读书的大姐姐被炸死了，不久之后，最小的姐姐全身发紫瘢也死于瘟疫了！同胞兄弟留下了五男一女。
　　我家落难在这只有三户人家的深山坳里，余惊仍然未尽，一听到飞机声，爸妈就赶快背起“警报袋”，拖着、抱着我们兄弟，向屋后的密林中没命的跑去，钻到上面复盖着浓浓灌木丛的小水沆里不敢吭声,任凭山蚊子和水蛇的侵扰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。我们饿了，爸妈就从警报袋里拿出时刻准备着的干粮－－蕃茹干塞到我们嘴里，不让我们哭出声。
　　为了生活，爸爸拖着极其虚弱的病体，凭着他在社会上的名医声望，每天翻山越岭，为乡亲们看病。当时大家都穷啊，不是象现在那样收诊费的，而是随病家送，有的给几块蕃茹，有的给一碗豆子，有的给几丛青菜，有的没有给报酬也照样按时给他复诊直至痊愈。靠着这点收入，我们这些小生命得以延续。
　　四岁时，妈妈开始教我读《三字经》，妈妈是大家闺秀出身，古典文学水平高，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妈妈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次年时局稍稍平静，爸妈送我到逃难到另一个山村的德高望重的伯父家中，伯父是近代史上“三马一叶”的叶（三马是马一浮、马叙伦、马寅初，叶是是叶左文）。由伯父教我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唐诗》等古典文学，同时学算术、练毛笔字。七岁时，爸妈送我进洋学堂，到县城唯一的小学－－开化简师附小插班三年级，从此我走进了校门。当时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在外面读大学，小哥和二姐是小学五年级，三哥是六年级。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就开始复习功课，四人合用一盏青油灯，爸妈竟然舍得将灯盏中的灯草添到三根！！！爸对妈说：“菜根莫用多油煮，留点青灯教子书！”奇怪的是，我们长期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读书，长大后我们几个没有一个是近视眼！
　　1949年春夏之交，家乡解放了，当时我已经是初中生，学校是在孔庙里，阴暗的梁上倒悬着数不清的蝙蝠，上课时老是飞来飞去，遍地都是蝙蝠粪，讨厌死了。爸告诉我：蝙蝠粪又叫做“夜明砂”，里面主要是蚊子的眼睛，蝙蝠大量的吃蚊子，而蚊子的眼睛消化不了，就变成了它的粪。我细细拨开蝙蝠粪看了，果真里面都是细小圆圆的眼睛，我真佩服我爸的知识面会这样广。
　　1952年春，我提前免试包送衢州师范。那时从开化县到衢州府要坐两天的小木船。临行那天，爸爸用那极其瘦弱的身子给我背着铺盖，一摇一晃的默默地送着我。妈妈牵着我的手，蹒跚着一路走一路说：“在外要小心，不要受凉，不要喝生水。”到了岸边的跳板上，妈那双小脚颤危危的开不了步，我再也不能让妈妈上船了，她双眼泪汪汪的从袋子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草纸包，硬是塞在我手里：“这几块留兰香糖子你喜欢吃的！”船开了，河岸渐渐的远去远去，爸爸妈妈的身影还定格在晨雾中，目送着最小的孩子离巢了。学期结束回家，妈妈给我包糖的草纸包我仍然带回家，我舍不得丢到异地他乡。
　　衢州师范毕业，我被保送进大学（因为是“三好生）。就在这时，历经多年疾病折磨的爸，于1956年3月7日病逝在衢州我伯父叶左文家中。我没能最后看爸一眼，留给我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痛。
　　1979年3月30日，那时四人帮已经打倒，党的三中全会已经召开，我们的祖国开始从多年浩劫中挣扎出来了，就在这时，我妈妈去世了！妈妈高血压加青光眼，双目失明、全身浮肿，卧床六年，我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，她就没有看见是什么样子了，一天到晚总是说：“快抱来让我摸摸！” 我们全家日夜服侍在病榻，三餐要喂，天天要洗，那时没有尿不湿，有也用不起，大小便全要我们抱着她进行。白天要上班，中途要几次请假回家抱她大小便。特别是到最后一年，母亲神志已经不清，原来很慈祥的妈妈，变得非常暴燥，整天唠叨不停，心中真是难受啊。我们一有点空闲时间就要耐心地陪她聊天，给她最大可能的临终关怀。直到去世，前后足足六年，母亲床上没有尿湿过，也没有生过褥疮。谁说“长病无孝子”？生我养我的父母一生为我付出多少辛劳，现在再让我服侍她的机会也永远没有了......
　　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爸妈早已不在人间。只能在梦中依稀相见了。阴阳两隔，驾赴瑶池音信断；天地悠悠，朝朝暮暮空长盼！我的爸爸妈妈，儿在声声呼唤着你，听见了吗？